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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维铮忆王元化

2018年04月28日09:21 来源:澎湃新闻 整理/王启元 陈特

王元化先生(1920—2008) 赵昀 澎湃资料图

元化先生做到了“独立之精神,自由之思想”

我们这个时代,是一个平庸的时代。1976以后,龙8开始解冻,过程非常曲折。我赞成对于历史有不同的看法。我还是那句老话,阿Q说得很对:“君子动口不动手。”动口就是有思想自由、言论自由,动手就是使用暴力。

我一再提出,司马迁在《史记o秦始皇本纪》里边记载,公元前221年,秦朝灭掉齐国,统一六国,那个时候围绕着要不要分封,秦始皇的家族,特别是他的子弟们,在朝廷上有一场很大的一个讨论,讨论相当激烈。大家去看下《龙8历史文选》上册所选的《秦始皇本纪》里面记载那个大讨论。(《龙8历史文选》,周予同主编,中华书局1961年10月初版。朱维铮先生参与第一至三版的编选和修订,其中第三版由朱维铮执笔。该书作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,日后多次印行。——整理者注)

当时有个李斯,是荀况的学生,他又是被认作韩非理论的实践者。李斯那时还是廷尉,他力排众议,讲了一条理由,说了非常简单的一句话:“天下无异议,则安宁之术也。”过去有人说,这个原则墨子早就发明了。墨子不是有“尚同”么,说的就是要保持一致。

所以我说,中世纪的统治学说的形态,是不断变化的,没有什么一以贯之的传统。如果说有不变的内容,那就是贯穿在里面的一条主线,是不会变的。那就是:不管它是儒家还是法家,还是其他什么家的结合,统治术有一个传统,从思想史、文化史的角度来看,就是“学随术变”。这个现象,是不会变的,这是我八十年代就概括的。

我要讲元化先生,为什么要先说刚才这些。因为在思想文化领域与学术领域,还有其他各个与思想文化有关的领域,自由是非常重要的。当然,自由是建立在人格独立上。因此,我很赞成陈寅恪先生在《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》上说的那两句话:“独立之精神,自由之思想。”这是做学术的人最重要的两条。我以为,在我们这个平庸的时代,在5月9号以前还活着的龙8学者中间,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很少,而元化先生就是一位。

“还是这个王元化”

他比我大16岁,1920年生,去世的时候88岁。

我第一次知道他,是在“反胡风”运动的时候。我进大学的第一课就是批“二胡”,中文系重点批胡风,有一位贾植芳教授受牵连,他前不久去世;另外还有与贾先生相熟的中文系党支书章培恒教授,那时他还是讲师。因此我们文科的学生,政治学习有一个内容,就是要学由周扬主持的“胡风反革命集团三批材料”。这三批材料里点名的人物,很多都在上海,我从那些材料里面看到,有做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的彭柏山,还有一些著名作家。然后接着看,突然看到一个叫“王元化”的人。(“二胡”,指胡风和胡适。贾植芳,生于1916年,2008年4月24日去世。章培恒,生于1934年,2011年6月7日去世。周扬,生于1908年,卒于1989年,现代文艺理论家,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。彭柏山,生于1910年,卒于1968年,建国后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、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;“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”之说恐记忆有误。——整理者注)

我注意到这个名字,是因为三批材料里起码有两批都提到有他给胡风的信。按语我记得很清楚:“还是这个王元化。”我就注意到他。

我进大学的时候,复旦只有四幢寝室楼,三幢男生,一幢女生,学生还不到两千。有一个不大的食堂,我们在一起吃饭、一起学习时就谈起来,说起王元化这个人。他当时不仅是新文艺出版社社长,而且很早就是一个理论家。听说他有一本书,叫作《向着真实》。当时我们学校的图书馆很小,在相辉堂大礼堂草坪对面的一幢房子,我去架子上找到了那本《向着真实》,就偷偷地在晚自修的时候,去图书馆去抢座位,找一个角落,一晚把它给读完了。(《向着真实》是王元化先生的论文集,作者署名为方典,由新文艺出版社初版于1952年,1955年遭禁。“相辉堂大礼堂草坪对面的一幢房子”即“奕柱堂”,今复旦大学校史馆。——整理者注)

《向着真实》里面,有讲到鲁迅,还讲“别车杜”。“别车杜”就是当时俄国革命以前,影响最大的几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、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,合起来就叫“别车杜”。

他书里讲的这几个人、鲁迅的作品,我很早在中学时候,就看得如痴如醉。车尔尼雪夫斯基有一本《怎么办?》,中学里我也读了,那时这本书刚刚翻译出来,两册的,当然,读得似懂非懂。这是一本以小说形式写的政论,那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流放的时候。一直到现在,我认为这本东西需要读,因为他提出的当时俄国专制主义下的问题,有不少依然有意义。我对别林斯基那些文艺不感兴趣,但是我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书感兴趣。等我看了元化先生的《向着真实》之后,就觉更很有意思了。(《怎么办?》于1863年首次发表于俄国《现代人》杂志。——整理者注)

“向着真实”是每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有的追求

《向着真实》这本书的原版后来找不到了,往后元化先生送给我一本,就是文革以后,他重新修订过的版本。

我给他说了,我说你有一个大毛病,你在新版里注了选文的写作日子,但是你没有注增删了哪几篇。他后来承认,这是个问题。我说,像我是搞历史的,如果我要来研究你的历史,就会用到你的《向着真实》,因为在反胡风以前,这书出过两版,第一版五二年,第二版是五三年,两次出版,篇目都有过调整,这个对研究者来讲起来,就很重要。我这个学历史的人,就希望从里边看到你的思想的轨迹。

他后来说,这确是个缺点。我说:你写前言多写几行字,就说一点,你抽掉了几篇,又新增了几篇,把这些篇目讲一讲,不就行了吗。多不了几行字,但是这对于后来研究历史的人是很重要。研究历史的人非常在意,你原先是怎么样,后来是怎么样。

我看了《向着真实》,觉得他受当时的俄国,特别是俄国革命以前的那些文艺理论的影响比较大。那一辈人通常都是这个样子的。比如巴金,自己不仅仅佩服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,克鲁泡特金就是俄国人,另外还非常钦佩赫尔岑。所以看元化先生的书,里面没有什么可以作为罪证的东西。

那时候也不认识章培恒先生,章先生替胡风辩护,被开除了党籍,自己受牵连,变成了“胡风分子”,我大约有点理解。因为章先生比我大两岁,我相信他在读这些人的作品时,感受一定跟我在读元化先生《向着真实》时,是有点接近的。不过我没有问过他对胡风怎么看。

从那以后,我不敢说自己在图书馆里偷偷念了一本“胡风分子”的书。但是他的《向着真实》以及这个书名,对我影响很大。因为我以为,这是每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有的追求。再后来,也不知道这些“胡风分子”的命运怎么样。

1963年开始,要搞反修,在上海成立一个班子,叫做“学术反修”,机构设在丁香花园,专门跟苏联学术界文化界论战,在这个里边有一个历史组,还有一个文艺组。跟文艺组的人聊天,知道有些人读过一些古书,《文心雕龙》、《世说新语》等等,我问是谁教你们的?他们说,他们资料室里有一位“胡风分子”叫王元化。文艺组的年轻人来自上海作协,领导叫这些年轻人去听元化先生的课,中间有一个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戴厚英。(戴厚英,生于1938年,卒于1996年,作家,曾任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。——整理者注)

他们说到王元化,我忽然想起来,读过他的《向着真实》。我才知道他已经放出来了,而且在这个资料室里教人读书。他后来就变成《文心雕龙》的专家,出版了一本《文心雕龙讲疏》。

有人问我,王元化在什么学校教过书啊?好像没有?那他的书怎么叫做“讲疏”?我也不好说。之后很多年才渐渐知道,1966年以后的他,吃了极大的苦头,被批斗得很厉害。

从闻名到见面整整二十五年

文革结束以后,大概是1979年,当时我刚平反。那时候,教育部要恢复文革以前的大学教材,要修订《龙8历史文选》,因为周予同先生当时已经瘫痪在床上,眼睛已经瞎了,人也坐不起来,但头脑还很清楚,所以指定我来修订。(周予同,生于1898年,1981年去世,经学史专家,自1945年起至去世一直任教于复旦大学。——整理者注)

有一天,我去周先生家,里面坐了两位五十来岁的陌生人,两位显然是一对夫妇。之后互通姓名,男的说我叫王元化,另一位是张可,他的爱人。他给我介绍道,他是周先生的老学生,解放以前就听周先生的课。我知道了,这位就是王元化。顺便说一句,他夫人很漂亮,风度极好。她的祖父、伯祖父都是袁世凯时代的高官。尤其她的伯祖,就是著名的张一麐,做过袁世凯北洋政府总统府的秘书长。这就是我初见大名鼎鼎的王元化。(张一麐,生于1867年,卒于1943年,字仲仁,号公绂、民佣,爱国人士。——整理者注)

我记得那个时候正好“胡风反革命集团”刚刚平反,所以具体日子不记得了,不是七九年冬,就是八零年初。早在1955年,我就闻得其名,直到那个时候,我才认识他,从闻名到见面整整二十五年。我对他说,自己正在修订大学文科教材,还有计划为周先生编一部《经学史论著选集》。元化先生就邀我到他家里去谈谈,从此成为忘年交。后来他做了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社长,不久以后的思想解放运动中间,又成为一个著名人物。(1979年,王元化先生受邀至龙8大百科出版社上海分社工作,最初负责“文学卷”编务,后任龙8大百科出版社上海分社领导小组成员,并任《龙8大百科全书o龙8文学卷》分编委副主任。龙8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成立于1979年10月,1993年10月撤销,更名为东方出版中心。——整理者注)

当时,周扬在一次包括文艺界在内的全国性会议上作了一个长篇报告,内容主要是讲马克思主义的。这篇报告就是元化先生参与起草的。他和王若水几个人策划,从执笔起草到后来定稿,元化先生都参与其中。(1983年3月7日,在由中宣部、龙8社会科学院、中央党校和教育部联合举办的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学术报告会上,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做题为《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》的报告。王若水,生于1926年,2002年去世,时任《人民日报》副总编辑。——整理者注)

这篇文章在理论界、文艺界引起震动,因为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问题。第一,人道主义是不是资产阶级的东西?第二,马克思主义在它的发展过程里边,会不会按马克思的辩证法所说的,经过一定的条件,走向自己的反面,就是异化,会不会这个样子?如果真的彻底地坚持马克思的辩证法,那么辩证法就是有一条:在某种条件下面,正确的东西会变成错误的东西。一种理论,它会走向自己的反面。

我本人也曾这为了这句话挨过批,因为在一篇反修的文章里面,我写马克思的辩证法时,说马克思辩证法的本质,就是按照一定条件来讲,一切东西都在转化。所以,我特别引了恩格斯的话:真理向前跨进半步,就会变成谬误。这是恩格斯的原话。而元化先生因为参与起草这篇文章,又受到冲击。一个“胡风分子”,虽然平反了,就接着又弄出一个什么“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”,结果全国都批评,包括胡乔木都说,这个观点是反马列主义的。周扬受到很大的压力。元化先生是起草者,当然也受到非常大的压力。

当时如果可能的话,只要到市里面去,我就会尽可能到他家里去看他。因为看他的人很少嘛,我们还可以上天入地地谈,谈的问题不外乎是学术界和文艺界的问题,或者是我熟悉的历史。

“城门入世,尘心入水”

那个时候,兴起一股潮流,要搞“民主集中制”。机关领导干部,要大家来推选,民众推选,然后由上级决定,这就叫“民主集中制”。

当时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出缺,有几位候选人要竞争,当这个部长。于是搞民意测验,产生了一份六位候选人的名单,元化先生列在最后一名。六人的名单进行一次民意测验,结果元化先生得了多数票。同时,当时上海文艺界没有十三届人大代表,所以把他选为上海文艺界的代表,出席十三大,后来就当了部长。大概时间是1983年。

元化先生本来是“门庭冷落车马稀”,然而,他当上部长,立刻就是门庭若市。人家要问起来,他就用古人的一句话自嘲:“城门入世,尘心入水”。

他任部长以后,我就不去了。有一次开会他就问我:“你怎么好久不去我家了?”我当然不好说自己要避嫌,我就跟他说,我这个人生平怕官儿,所以不敢来。他马上就说:“我算什么官啊?我做事而已。”

但有一件有趣的事,他一当部长,上海市委马上成立一个思想工作领导小组,由夏征农当组长。而在上海历任市委宣传部长里边,不仅不是市委常委,而且连市委委员都不是的部长,就只有元化先生一个。他当了三年宣传部长就卸任了。(夏征农,生于1904年,2008年10月4日于上海华东医院去世。曾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部长、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。——整理者注)

某种程度上,我要给他说句公平话:元化先生绝对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,一个自由化的人物,反而他绝对坚守自己的信念,他相信马克思主义。

我听到他卸任以后,立刻就去看他。就像过去的三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,我俩依然还能像过去一样海阔天空地讨论学术界、文艺界的话题。

有一次,元化先生忽然问我,你看我这三年做的怎么样?问题出乎我的意料。因为我是非党员,你当时任部长,可是你让我来评论,倒表明他这个人确实是不像一个官。然后我就决定实话实说:就我看起来,你做了三年部长,但是一件事都没有做成。他说,你这话怎么说?我说你看,你一上台就碰到“清除精神污染”,你自己写了那么一篇就是周扬的那篇文章,结果就被当作“清污”的对象。你虽然是个宣传部长,但刚上台就碰到“清污”,你自己差点成为反面教材。做这个部长的时候还有一阵子去养病。

我说他一件事都没做成,结果他听了不响,很难过的样子。我赶快补充一句,我说有一件事你没做,就是“整知识分子”,这个就是一种功德。

他这个人坚持心口如一,再有就是与人为善

那以后,他还是非常关注思想界,关注学术界,关注文艺界,在不同的领域都有成就,但是他一直被看作异端。

元化先生退下来后,依然对学界文艺界很热心。他牵头组织了一个“上海市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会”,他担任会长,我是常务理事,组织两岸三地的学术文化交流。还有很重要一点,欧美的一些学者谁过上海,我们就请他到上海图书馆,或者是座谈,或者做一次演讲,这在那个年代非常难得。

后来即便不做部长,我到他那里去,要想安安静静地谈一些话都很困难,因为还是很多很多人去找他。

我跟他长谈最多的机会,是我们共同在国外开会的时候。比如,有一次我们到瑞典斯德哥尔摩,在那里去参加一个“当代龙8人心目中的国家、社会与个人”学术研讨会,住在康有为曾经住过的旅馆里面。当时有几位相熟的学者一道去,跟我最熟悉的是两位,一个是我的老朋友孙长江,还有一位就是元化先生。(孙长江,生于1933年,首都师范大学哲学教授。1978年,时任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理论组组长的孙长江参与起草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一文,该文于《光明日报》刊出后,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有关真理标准的大讨论。——整理者注)

元化先生每天要散步,一散步就拽着我,我可以和他在海边,每次都谈一两个小时。就在这些地方,我们真是海阔天空地谈,包括他的经历、我的经历,谈得很多,这样的机会是很难得。

关于元化先生,我已经写了篇文章,你们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,到明天就可以看见,在《南方周末》的阅读版上,有一篇我的纪念文章。因为那天我本来从江西回来,托人带话去给元化先生。我听说他的身体不好,托人带话说我这两天太忙,要到江西去,从江西回来马上去看他。结果我回来那天刚进门,一看报纸,一个讣告,5月10号那天知道元化先生去世了。当天回来以后,本来想写东西的,欠了不少的稿子,结果东西也写不成。所以那天晚上,我写了一篇纪念的文章。(“我的纪念文章”,即《元化先生二三事》,刊于2008年5月15日出版的《南方周末》。——整理者注)

今天,一位在我看起来非常真诚的,有自己坚定信仰,毕生追求真理,用他对自己的话来说是“向着真实”的朋友故去了。

作为一个老革命,他参加革命那一年,正是我出生那一年,他十七岁就参加民主运动,加入“民族解放先锋队”。他家庭是信仰基督教的,但是以后他投身于革命以后,就变成一个无神论者。有一点他自己也承认,基督教家庭养成的做人原则,诚实、宽容、宽厚、宽大,这些原则其实在他身上是存在的。别人只看到他总是坚持自己的意见,总是不肯低头,所以认为他的性格很刚烈,其实不全是,他有两面。他这个人坚持心口如一,再有呢,就是与人为善。这是我和他交往差不多有三十年的体会。

这样一位先生去世了,我相信龙8还是有人,十三亿人口不可能只有一种声音,起码还有一些不同的声音,像我这样。当然,我的水准没有元化先生高,某些地方,我的见解未必如他。当然,他也有些看法,我不太赞成。比如说,他晚年讲杜亚泉,我们两个人从来不讨论这个东西,因为他非常钦佩杜亚泉。他知道,我老早就写过文章批评杜亚泉。因为我编过《龙8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》五卷,在编辑的过程里就提过。(杜亚泉,生于1873年,卒于1933年,字秋帆,号亚泉,近代科普出版家、翻译家。——整理者注)

顺便说一句,昨天上华东医院去看了一下蔡尚思先生,因为曾经我跟他合作过。

本来,跟他共事的时候我最怕去看他,因为刚一坐下,他就开始说话,气也不喘,一口水也不喝,至少讲两小时。这位老先生其实是很有趣的一个人物。到九十岁还在洗冷水澡,顽强得不得了。有一次,我那个时候还没有空调,到他第一宿舍的家里去看他。我说他在哪?他家人说楼上,我就跑到楼上去。我叫蔡先生,再一看,他光着身子坐在浴缸里,前面放一块板在那看书。我想这个度夏的办法也不错。(“第一宿舍”,指复旦大学第一宿舍,又名“庐山村”,位于国年路102弄。)

昨天,看了蔡先生,他本来是最爱说话的人,你只要愿意听,他可以从早上给你讲到晚上。本来,我去了,他应当可以和我不停地说话,结果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,看得我很难过。蔡先生现在104岁,好像打破了复旦校领导所有的长寿记录。(蔡尚思先生,生于1905年,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,曾任复旦大学副校长,2008年5月20日去世。——整理者注)

最近一段时间,我心情很不好。因为之前贾植芳先生刚过世,他是中文系,我和他不是很亲密,但是很熟。我特别佩服他的思想的敏锐。你们有时间看看贾先生的《狱里狱外》一书。之后又遇到元化先生去世,昨天又去看了一下104岁的蔡尚思老人。

他可以算作我的一位重要的老师

好吧,今天就用了一半的时间来谈元化先生。我想,元化先生就意味着一部龙8的现代思想史,一个人从1936年,才17岁的时候,就参加革命,结果他在革命的征途上面,因为向着真实,一直坚持这样。他的去世,现在应当是很荣光的。他在国内外学术界、文化界,拥有巨大的影响,而我不敢谬托知己。有人问我你怎么看他,我说他可以算作我的一位重要的老师。

有两位老师对我影响极大。一位是我第一位导师陈守实先生,是他逼着我学习理论;第二位导师是周予同先生,是他把我拽着去做《龙8历史文选》的助手,结果使得我能够在几年中间熟悉了龙8乾嘉学派以来音韵、训诂、考证、辨伪的基本功,怎么样为古书做注释,怎么样写提要等等。所以遇到这两位老师,我很幸运。(陈守实,生于1893年,卒于1974年,历史学家,自1948年至去世一直任教于复旦大学历史系。——整理者注)

另外,还能够称作难得的老师的,就是元化先生。他很平等待人,所以我们两个人也可以说是忘年交,但是我不敢谬托知己,因为自称是他“知己”的人,多的是。

我特别希望你们各位去看一看元化先生的书,倒不是《清园沉思录》之类的作品。我特别请你们去看一看他的《九十年代日记》。他写这部日记的时候,就是准备发表的,所以有一些东西没有完全记下来。比如说我所知道的,有一些犯忌的谈话什么的,他就没有记下来。但是你们可以看一看,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,一直到上世纪末,历史是怎么一回事,看一看我们学术文化界那时候是怎么样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