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叶兆言:天天写,就是坚持

2018年05月02日08:26 来源:南方都市报 朱蓉婷

华语文学传媒盛典·年度杰出作家叶兆言

叶兆言,1957年出生,南京人。1974年高中毕业,进工厂当过四年钳工。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,1986年获得硕士学位。80年代初期开始文学创作,主要作品有八卷本《叶兆言中篇小说系列》,三卷本《叶兆言短篇小说编年》,长篇小说《一九三七年的爱情》《花煞》《别人的爱情》《没有玻璃的花房》《我们的心多么顽固》《驰向黑夜的女人》,散文集《流浪之夜》《旧影秦淮》《叶兆言绝妙小品文》《叶兆言散文》《杂花生树》《陈年旧事》等。

授奖辞

叶兆言的写作,大文弥朴,至言不饰,用意精深,下笔平易。他的散文,言浅可以托深,微小可以喻大,诚恳庄重而趣味横生;他的小说,叙事力求现代,细节力求实证,恍兮惚兮而真假莫辨。他出版于二〇一七年度的长篇小说《刻骨铭心》和散文集《站在金字塔尖上的人物》《乡关何处》等作品,有读书人的守旧,也有写作者的创新。尤其是《刻骨铭心》,以每个人在乱世仍倾全力而赴之的爱与痛惜,来烛照今日溃决的人心,更显个体在巨变时代里的渺小和无力。

获奖感言

大家好,很高兴能领奖。

在过去的一年里,也可以说在过去的许多年,我一直在坚持,尽量坚持天天写作。去年秋天的一段日子,为了写一本叫《南京传》的书,我每天工作十个小时,这样高强度的写作,持续了二十多天。我不得不承认筋疲力尽,大脑绝对缺氧,但是觉得很幸福、很享受、很有成就感。到这把年纪,像我这样的老家伙,天天还能这样,真的会感觉良好。每天干活结束,我会按捺不住向老伴夸口,在孩子们面前卖弄。

《刻骨铭心》是我到目前为止,最新的一部长篇。它的写作经历仍然历历在目。当然不是很轻松的活,当然会经常写不下去,有时候,我会很沮丧地对家人说,这可能是自己的最后一部小说,我可能就此不能再写长篇。实话实说吧,我从来不是个信心十足的家伙。我很容易气馁,很容易退让,很容易这样很容易那样。唯一可以庆幸的,我能够坚持写作。在写作《刻骨铭心》的日子里,有那么几天,正好在北京开作家代表大会。我庆幸自己在热闹的会议期间,还能坚持每天天不亮的时候,就爬起来写作。庆幸《刻骨铭心》竟然一点都没耽误,因为没耽误,因为能游离于热闹之外,我甚至都有些小人得志,会忍不住偷着乐。

因为写作,我常常感到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感激。我觉得人生的最大幸福,就是你喜欢什么职业,而你恰恰还能够从事这个职业。全世界的写作者,都会因为想写而不能写,感到困惑,感到痛苦。我常常是以一种惜福的态度来对待写作,我知道自己是幸运的,你能够写,你不停地在写,你还能继续写,想到这些,你就应该知足。因为还能够写作,你人生中的一些其他愿望,已经不太重要。

我清楚地知道,写作只对那些愿意读你作品的人,才会有一点点意义。我也知道,今天阅读我们作品的人,其实已经不多,已经少得可怜。正因为如此,我们要格外珍惜,要珍惜自己还能写的这个能力,还能写的这个机会。写作者永远是渺小的,很显然,在这个世界,并不是伟大的文学离开不了你,是你离开不了这个伟大的文学。

写作者很脆弱,很寂寞,他们的内心无论多么强大,还是需要鼓励和安慰。因此对于读者,对于那些还能阅读我们文字的人,我始终充满感激。

当然,也要特别感谢,感谢给了我这个奖的评委。谢谢你们,真的很感谢。

南都:散文集《乡关何处》记录了许多和故乡有关的旧事。在人人向往生活在别处、远方的今天,你的写作一直没有离开南京这座你最熟悉的城市。

叶兆言:这本书是个集子,任何集子都难免一个“凑”字,也就是把差不多意思的文章,归一个类。

我的写作确实是很难离开南京这座城市,我想自己所以会这样,不是不想离开,只是因为没有离开。

很多人都会和我一样,他们生活在一个城市里,生活久了,不知不觉地也就老了、就习惯了、就认命了。他们不是没想过要离开,然而也就是想想而已。

如果有机会,如果有可能,我完全愿意离开自己的城市。不能离开,有时候是因为宿命,有时候也是因为个人的生活能力。我觉得自己在这方面,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,有时候,只是想,只是想象自己能够远行,不可能真正地去做。

南都:多年前,你曾经著《南京人》一书对南京人的不同性别、阶层都有详细的描述。一方面是生机勃勃的现代都市,另一方面这里俯拾皆历史,被认为是适合写作的地方,你如何评价这座城市以及这里的人?

叶兆言:每座城市的人,当然会有些不一样。不过说穿了,差别也不会太大。天下乌鸦一般黑,我只是把南京人写得美好了一些。文学嘛,总是要有些理想,我写的是理想中的南京人,只要一有机会,我就会和大家说,我的南京的人优秀品质,有许多都是我所希望的,它们未必就全是真相。

南都:但是,从这些抒写乡愁的文字里,总能感受到你对旧时南京深深的眷念。或许龙8绝大多数的城市都在面临相似的问题,即不可抗拒的城市扩张和同质化,你是不是也有感到一个慢慢老去或正在消失的老南京?

叶兆言:“不可抗拒的城市扩张和同质化”,本身就不可抗拒,它也未必就完全是坏事。一方面,我是个坚定不移的保守主义者,反对乱拆乱建,同时也十分清醒地认识到,就和乡愁一样,弄不好它就是个伪文化。过去并没有那么美好,并没有那么漂亮。大家看看老照片就知道了,过去的城市破烂不堪,以南京为例,一到冬天,光秃秃的,树都被老百姓砍回家当柴禾了。破坏环境,没有公共意识,这几乎就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坏传统。现代化永远不应该轻易否定,应该越来越现代,应该越来越文明,这才是最重要的。我喜欢文明,我经常怀旧,我的怀旧只是在抗议今天的不够文明,并不是说过去有多好,龙8的过去其实是很不好的,这才是最真实的一个现实。我们要做的是改变这些不好,而不是为了像过去一样不好,或者说更不好。

南都:乡愁是龙8文学最古老的主题之一,但说起“乡愁”往往带有离散意味,是远离故土的人对自己过去的回溯,你又如何理解“乡愁”呢?

叶兆言:乡愁是一种文化病,有文化的人,才有所谓乡愁。走遍天下,过年回家,这是人生比较好的一种境界。走遍天下,本来就有一种人生的得意在里面,乡愁的愁,有时候就是过年回家时的一种谈资,乡愁弄不好就是文化人的装腔作势。不妨想象一下古人吧,在外面做了大官,混阔了,然后心里有了一点什么小小的不痛快,于是便有了“莼鲈之思”,《世说新语》上说张翰,说他因为看见刮秋风了,于是便想到了南方的莼菜和鲈鱼,便说:“人生贵在适志,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!遂命驾而归。”

因此乡愁其实是那些在资格去乡愁。

当然不是说民工就没有乡愁,就不思念故乡,但是,但是怎么说呢,金窝银窝,不如自己狗窝。故乡真要是那么美好、真要那么纯朴,大家也就用不着背井离乡了。

算了,我也说不好这个话题,反正我们用不着因为现实太不好、周围环境有些恶劣,就把自己的故乡想得太美好。现实所以不好,与故乡本来就不好,或许就是因果关系。

南都:在结集散文的同时,你近年来在小说上也著述丰盛。继《一号命令》《驰向黑夜的女人》之后,又推出了长篇小说新作《刻骨铭心》,能谈谈这部作品的创作始末吗?最近几年,你是否选择了“重回起点”,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重写新历史小说上?

叶兆言:我几乎一直都在写作,一直都处在写作的状态中,老牛破车,坚持不懈而已。《刻骨铭心》只是计划中的一部分,是我一直想写的一本书。我的心目中,并没有历史小说这个概念,历史和现实,它们就像一对夫妻,就像鸟的两个翅膀。我没办法把它们分裂开来,对于我来说,《刻骨铭心》就是想说一堆让我觉得“刻骨铭心”的事,它可以是历史,当然也可以是现实,可以从历史开始,也可以从现实开始。

南都:《刻骨铭心》是一个大的历史全景式的小说,但写法上跟你以往那种娓娓道来的小说写作还略有不同,第一章出现一个闲笔,写了两个毫不相干的故事,一个写女郎游娜,一个写哈萨克斯坦,然后戛然而止,第二章开始则是这本小说本身文本全部的呈现,这样安排有什么用意?

叶兆言:契诃夫写完剧本《海鸥》,一直为这个剧本“冗长的开头,仓促的结尾”感到担心。他知道心急的观众总想尽快,尽可能轻松地知道究竟说了些什么。说老实话,对自己的新长篇《刻骨铭心》也有同样担心。有许多读者提问,问为什么要这样开头,问这样要想表达什么。首先我所思考的,是读者会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进入小说,从现实开始,还是从历史开始。介绍说这是一本历史小说,如果读者仅仅想看些历史,不妨从小说第二章开始,对于许多读者来说,第一章确实“冗长的”,完全可以不去阅读。问题在于,我为什么非要执着地保留着这个“冗长的开头”呢?

可能有一个信念支撑着我,那就是读者无论怎么喜欢历史,恐怕都会与现实有关。历史小说仅仅是历史,好像真没有什么意思,小说必须要像小说,小说不仅包含了历史,它更是一门艺术。也就是 说 ,阅 读 活动,就是在回味历史的同时,还要能够品尝到艺术。因此,我希望在一开始,以展示现实的方式,引起大家的注意力。换句说话,我更希望大家是从现实生活的角度,进入我的小说。

南都:“如果我有两颗钉子的话,第一颗钉子的故事写的是一个人没有性的那种痛;第二颗钉子就是强调人失去语言的痛。”从大的结构的角度来看,这部分跟后面的整个小说的主体是如何衔接起来的呢?

叶兆言:《刻骨铭心》的第一章看似冗长,其实很简单,它就是说了两件让当事者可以“刻骨铭心”的故事:一个美丽的女孩子,不仅失去了心爱男人的心爱,还失去了心爱男人的性爱,结果便在冲动之下,采取了一个最极端的处理方式,将那个男人的生殖器给剪了;一个喜欢写作的男人,突然失去了他的母语,也就是说失去了用文字表达的能力和机会,他于是有了一种前途渺茫的感觉。在我看来,这些都足以让人刻骨铭心。

第二个故事,我想谈一谈失去母语的可怕。一个靠写作为生的作家,有一天,他使用的语言文字,被完全废弃,这就好像一个人突然变成了哑巴。仿佛我们今天的汉字,全部因为行政命令,全部变成拼音符号。不管这种改变正确与否,是否符合世界发展潮流,事实上我们都知道,在上个世纪,很多仁人志士,曾为汉字的完全拼音化,做过很多努力和探索。事实上,我们的方块汉字确实差一点完全拼音化,因此,我虽然用一种看似平常的语调,在描述这样一个故事,内心其实非常恐惧,如果失去了母语,就像失去了“性”一样,注定是一场可怕的灾难。

我喜欢说自己在《刻骨铭心》中,写了一堆刻骨铭心的事。这句话本身就是小说,我们都是旁观者,都是在街头看热闹。毫无疑问,刻骨铭心的应该是当事者,痛在别人心里,我们能不能感觉这种痛苦,完全取决于我们的心情,取决于阅读态度。我们都是局外人,都在欣赏别人的痛苦,我们可以报以同情,可以怜悯,可以置身事外,然而,这显然不是我要写小说的本义。我真心地希望能够既痛在别人身上,也痛在我们的心里。就好像我们看鲁迅的《阿Q正传》,不仅觉得阿Q可笑,而且会想到,我们自己也很可笑,我们自己常常就是阿Q。

南都:你是否有思考过自己的作品中外部环境的重要性?比如《没有玻璃的花房》《一号命令》的“文革”、《1937年的爱情》《刻骨铭心》里的民国,它们分别对小说有多大的重要性?

叶兆言:这个我说不好,写作就是尽可能地努力去写好,说句最基本的话,写什么总得像什么了,这其实是并不太高的要求,也是最基本的要求。如果不像,说明你这活没做好。

南都:但“过去”似乎是你作品中一个固有的主题?

叶兆言:可能是过去更容易把握,温故为了知新,写过去,当然还是为了现在,为了将来。

南都:1980年代末,你以《枣树的故事》和“夜泊秦淮”系列一鸣惊人,某种程度上它们算不算你的“代表作”?

叶兆言:我的作品都应该是我的代表作,一滴水也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芒,那么你留下的每一个故事,每一段文字,甚至那些错别字,都应该是你文学生命的一部分。一个真正的作家,其实毕其一生,都在完成一部大的作品,他的一生,他的全部作品,就是一部长篇。

南都:这些早期作品中往往有游戏的一面,这是你当时有意对传统历史叙事,或是经典小说语体的颠覆吗?

叶兆言:游戏只是一种比喻,写作者都应该有一种游戏精神,过去是这样,现在仍然是这样。

写作永远要有一种颠覆前人的精神,不仅年轻时应该这样,你只要还在写,就应该一直这样下去。所谓传统,就是一个不断被颠覆的历史,唐宋元明皆不问,入我眼里都好诗,写作者在文学上,应该永远是个革命者。

南都:长期以来,你一直被视为先锋写作的代表人物。今天来看,“先锋”似乎被固定在上世纪80年代,你认为在当下语境里,“先锋”话语和姿态在今天还有回响吗?

叶兆言:“先锋”如果被固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,是文学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。先锋不是专利,不能够仅仅属于谁。先锋是一种精神,代表着一种不妥协,代表着与众不同,代表着孤独,代表着失败,这就是先锋的全部意义。先锋就是殉道者,先锋的成功之日,就是先锋的灭亡之时。“先锋”话语和姿态在今天当然还有回响,只要还有不妥协,有孤独,有失败,就一定有先锋。先锋的精神,永远都不会死,先锋注定了会前仆后继,只是大家没有注意到而已。

南都:就你个人而言,阅读和写作的关系是什么?

叶兆言:这两样都重要,但是对于一个优秀的作家来说,想象力可能更重要,没有想象力的人,当不了好作家。

南都:在外界看来,你是一位非常高产的作家,你的日常写作习惯是怎样的?如何保持对写作的热情与旺盛的精力?

叶兆言:也就是天天写,就是坚持,没什么别的可说,坚持坚持再坚持,习惯了就好。其实我写得很慢,老话说“不怕慢,就怕站”,我不过是没停下来。